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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白影像裡，中國旅客在火車的方寸間，休憩或交談，蜷縮或者舒展，沒有宏大敘事，全是日常生活的詩意。
有張拍攝於1994年的照片引起了討論，一位中年燙頭男士，穿西裝打領帶，右手夾著一根香煙，左手戴著機械表拿著大哥大，正專注地聽電話。照片流傳到社交網絡，有懂行情的網友驚嘆，“這在當時那個年代是土豪中的土豪，當時一部大哥大的價格起碼相當於iPhone X的十倍乃至十幾倍。”
西裝、手錶、大哥大，90年代土豪的三件套。注意，那時西裝的商標要外露，繡在袖子上，讓人看見牌子。
這些照片出自攝影師王福春之手，人情冷暖，善惡美醜，都在膠片裡，構成了年代紋理的一部分。為了拍攝，他曾被車長“監視”，被小偷當做同行，被乘客誤會暴打，卻沒有想過停下來，從綠皮火車拍到“和諧號”，王福春對火車攝影幾近痴迷。
王福春在2001年賣了三台相機，自費出版作品集《火車上的中國人》，印刷2000冊。每張作品像一個線索，解開了當年人們生活與情緒的細節，如今在淘寶炒到近500元一本。
攝影集先後再版五次，2017年版的豆瓣頁面上，熱度最高的評論寫道，“想起上學時經常乘坐昆明到攀枝花6162次慢車的場景，翻一本書，隨身聽、幾節電池、幾盤磁帶，一路停，一路走，昏昏欲睡，被風吹醒，沿途一幕幕靜謐的村莊，河流，山脈，城鎮，煙霧，靄嵐，穿過無盡黑暗潮濕的隧道，閃過無數陌生鮮活的面孔。”
那時候的火車慢，生活也慢，沒有“低頭族”。上了長途火車，以家庭為單位的人們進入臨時的集體生活，變著法兒消磨時間，到處都是景。
在火車上攝影，“像小偷”
長年在火車上活動，王福春練就了一雙“賊眼”，時而飄忽，時而機敏，“跟小偷一樣，經常和小偷不期而遇。我看他像小偷，他看我像小偷。”他笑稱自己何嘗不是“職業小偷”，“我偷的不是旅客財物，是旅客影像。”
怎麼個“偷”法？
每次上火車，他會從第一節車廂走到最後一節車廂，看看有什麼特殊乘客。那時候火車晃動得厲害，採光也不好，他要像一隻獵豹，守著“獵物”，伺機出動。紀實攝影需要手快，他琢磨出了要義，“原地35毫米，前進一步50毫米，後退一步28毫米，用腿丈量改變焦距。”
火車上魚龍混雜，王福春來回走動，容易引起注意，再帶個相機，更讓人防備。乘務員質問他做什麼，他亮出鐵路攝影師的工作證，以為能從此一路綠燈。誰想到沒一會兒車長來了，客氣地把他安排到臥舖休息、到餐車喝茶。他起身走到哪兒，車長就跟在哪兒，根本沒法拍攝。
他見招拆招，穿件馬甲作掩護，把相機斜挎在馬甲下面，直到等來“決定性瞬間”，才抽出相機迅速按幾下，再將相機藏起來。
一串動作幾秒鐘就能完成，他力求成為人群中的“隱形人”。“要神不知鬼不覺地拍攝，把相機隱蔽掉，鏡頭對著你，但是我的眼睛卻看著別的方向。”王福春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傳授抓拍技巧。
融入人群也是一種拍攝手段，走在東三省的線路上，就說東北話，走在川渝線路上，就說四川話，走在江滬線路上，就說上海話。從1978年開始拍攝到現在，東至上海，南至廣州，西至格爾木，北至漠河，他幾乎把中國跑遍。
“但在每個城市都沒那心思玩，都在車裡頭。” 這是個以火車為家的人，往往一趟火車拍得差不多了，馬上就近下車，到月台找其他車次拍攝。
對火車的“痴”，和小時候的經歷有關。
王福春從小住在火車站邊上，晚上聽著火車轟鳴聲入睡、白天到鐵道邊撿爐灰渣子，在心中種下了火車情結。
初中畢業，他考上哈爾濱鐵路局司機學校，從檢車工幹到宣傳幹事。一次偶然機會，王福春收到上級任務，拍攝技術大練兵。這位中國鐵路攝影第一人，第一次正式拿起了相機，開啟他長達四十多年不知疲倦的“瘋狂拍攝”。
1984年，為了專心攝影，他申請調到鐵路系統的攝影師崗位，專門拍攝火車上的見聞，發佈在地方鐵道報上。“我成天往外跑，那時候有工作證免票，瘋狂地拍。最多一年坐火車拍了一百三十多次。” 他一度只能在火車上睡好覺，回家就失眠。
坐一次火車拍數百張，能選出一張經典就算“很了不得了”。拍到痴迷，顧不上吃喝，他曾在一個夏天虛脫昏倒在車廂，也曾因為來不及上車，從月台跳上行進的火車，差點掉進鐵軌丟了性命。
“你不瘋狂，你不傻，你成不了氣候。”在一次線下攝影沙龍上，作為主講人的王福春和年輕攝影愛好者分享道。
“越是綠皮車，越出故事”
上個世紀80年代，飛機線路少，價格高，火車是普通家庭出行首選，趕上“民工潮”，火車上常常人滿為患。“那時候不按座號坐，上車的時候大家都想爭座位，這兒拿帽子佔一個，那兒拿雙鞋佔一個。”王福春回憶。1985年底，全國鐵路營業里程為52119公里，不到現在鐵路營業里程的二分之一。
綠皮火車速度慢，設備簡陋，夏天靠開窗通風降溫，冬天靠鍋爐燒煤供暖，卻是王福春的寶地，“越是綠皮車，越出故事。人多得很，什麼故事都有。 ”
上個世紀，列車員是令人艷羨的工作。列車員常年跑車，在物流不發達的年代，能接觸到各地商品，做點“代購”生意，“那時候有的列車員從廣州那邊帶煙，煙都是成箱的買，運到哈爾濱後賣。”
沒有移動支付的時代，人們出門習慣帶現金，犯罪團伙抓住這點，一度非常猖狂。火車開到後半夜，小偷團伙上來了，在熟睡的乘客左右兩邊各站一人，拿著刀，上去掏兜，到手以後就下車。
王福春那時候為了防盜，故意“背個破包”，隨身帶著，也有的旅客帶著體面的皮包，為了防盜，用鐵鍊鎖把箱包鎖在行李架上。
改革開放初期，個性與潮流突然行上快車道，年輕的男女開始在衣著上尋特色、趕時髦，“ 80年代初流行的是解放服，80年代末流行喇叭褲蛤蟆鏡，91年開始流行文化衫， 93開始流行西裝。”76歲的王福春自有一套流行演變圖譜。
上個世紀80年代，電視是稀罕的物甚，鐵路為了創造營收，推出放像車廂，列車員會舉著廣告牌子吆喝，“第十號車廂是放像車廂，演大片，誰去？有座。”80年代後半期，有些車次開始在全車安裝電視。
火車上缺熱水，往往行程沒到一半，熱水就沒有了。這為沿途的小商販提供了商機，列車停靠時，賣熱水的商販擁過來，乘客從車窗把水壺遞出去，論壺賣。
1999年，王福春上了一趟從北京到烏魯木齊的火車，那時候鐵路剛經歷第二次大提速，全國旅客列車平均時速達到近56公里，但到烏魯木齊也要三天。途中，列車員發動大家做廣播體操，“在廣播裡說，現在開始做廣播體操，一聽我趕緊跑過去拍。” 翻動他的作品集時，王福春余光一瞥，就能說出照片的拍攝年份、車次和由來。
高鐵拍片被暴打
“攝影就是上賊船的感覺，上去下不來了，你走這條道以後，你不能停。我從改革開放初期一直到今天，那是一個完整版改革，就像火車車廂一個扣一個，中間就斷了就不是火車了。” 在王福春看來，人的一生，做一件事就夠，堅持做半個世紀，能成大家。
他想繼續拍下去，但是並不順利，甚至吃過拳頭。現在的中國人越來越注重隱私，對於陌生人的鏡頭有抵觸情緒。2015年，72歲的王福春坐火車到杭州講課，在火車上抓拍了一個婦女和她的孩子。“結果她愛人就坐在旁邊看見了，他就尾隨我，把我當壞人。”走到車廂連接處，三十多歲的小伙子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一拳打到嘴邊，出血了，牙也鬆了。
王福春找車長報警，說明情況，小伙子一直道歉，“我一看我嘴破了，牙也活動了，但我還能說話，我一看原諒他了，算了。那次是暴打，過去在車裡懟你兩拳，踹你兩腳是正常的。” 他覺得紀實攝影是需要勇氣的，也無奈現在車廂里人情寡淡了不少，“現在全低頭看手機。”
從前，綠皮火車的座位是面對面安排的，一排一個長凳，人坐下來免不了寒暄幾句，“有酒同喝，有煙同抽”。王福春曾在北京到瀋陽的火車上看到旅客支起了好幾桌麻將，一問才知道，原來列車為增加收入，開闢了麻將出租業務。
除了麻將，還能租小電視，三四個人圍在一起看大片，還有下棋的，玩樂器的，逗寵物的，玩插卡式遊戲機的……坐一次火車，認識一幫朋友。如今，老照片連帶著老時光的人情味在社交媒體上又鮮活起來，掀起一陣懷舊的嘆息。
一邊懷舊，一邊與時俱進。2002年，王福春來到北京生活，開始拍攝地鐵系列照片，“地鐵是火車的姊妹篇，就覺得這個題材是我的，我應該拍。”地鐵光線差，膠片機出片成功率低，加上膠片越來越貴，他逐漸改用數碼相機拍攝。
他每天把半個手掌大小的卡片機別在腰帶上，有時候出門忘帶了，不管走了都遠，都要回家取。
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這天，王福春和記者在車上看到一起車禍，路邊一輛白色轎車沖倒了欄杆，翻了個底朝天。王福春立馬翻出卡片機，連續按下快門。
接下來的十分鐘，說話間他多次翻看剛才拍攝的照片，喃喃著“如果剛才在你那個位置上能拍到更好”。
